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重弹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
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而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像，美国当时也是劳资矛盾特别突出，像矿难这样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
两者与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加薪潮都有关系。所以，整个环境的变化，导致现在这一代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生活，不能获取城市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工资待遇只够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没有足够的储蓄和积累，基本上是处在最低的生活保障的水平上。因为涨薪是让劳动工资往合理方向走，而这可以增加劳动供给，进一步发挥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的。如果不能得到改善，总归是要有某种方式来使得这些制度的扭曲得到纠正。
说的通俗一点，农民工如果钱多了以后不是消费掉，而是存起来，或者是汇回老家，因为他们的未来在农村，没有必要在城市花钱。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到底是要社会动荡，付出血的代价，还是做出调整，让社会走向和谐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清楚，中国今天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扭曲，扭曲制度的调整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而如果他融入不到城市中来，他不但不会有这些消费，还要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来预防风险，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和养老问题，因为外来人口在城市里面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更不用说我刚才提到的土地和户籍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做大蛋糕。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种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通过城乡分割，把城市化率压得非常低，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的时候，城市人口只占47%，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鸿沟。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压低制造业工人的报酬，反映在中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但是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那么快。如果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可以持续下去，我相信现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目前的罢工现象是可以得到一定缓解的。我们往往一谈收入差距扩大就是腐败、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在经济危机前这段时间里，沿海制造业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基本在1600-1800元/月之间，现在富士康的涨薪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所以估计会带来其他企业的跟随，只不过涨的幅度会有差别。另外，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
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比较了在城市内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现那些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城市居民。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
但如果现在给他户籍，让他融入城市，他就会消费了，可以买房或者租房，可以买家电等等。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却融入不了，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提升，整个社会安保费用增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缺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改革，让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永远不准备回老家的农民，把家乡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沿海来用，沿海可以拿这个指标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但是如果工资不涨，问题以社会冲突或民工荒的形式出现，制造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会非常不利。大量的资本和投资机会在东部，创造就业、提高收入也在东部，如果农民工觉得未来在沿海，那么让建设用地指标跟着劳动力一起走，就是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现在让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市，工资上涨一点，这个过程就可以创造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
这样的话，我们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现在很多人在讲农民工进城没有房子住，政府没钱造廉租房。
但是，现在这一代农民工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再回到农村，有迫切融入城市的愿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工资的上升长期以来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而沿海地区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发展空间，可以增加沿海地区土地供给，对于打压房价和地价也有好处。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有利润空间，又可以让劳动者能够接受。
然而，中国制造业在当前阶段的劳动者主体，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与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非常不同。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之策是改革户籍、土地制度 近两年国内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呼声一直很高，而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中国谈人口红利，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当年非常像，调整好了，中国可以闯过去，调整不好，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经济获得了发展，政府提高了公共资源，就可以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掉。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一个人口红利结束的问题。
这样做的话，从全国耕地总量保护的角度来讲，耕地并没有减少，相当于农民工的家乡增加了耕地，沿海减少了耕地。所以，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所以，认识中国的这些问题，就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制度背景和整个国际经济背景下才能看清楚，否则就会是现在很多人持有的一个简单逻辑——工资上涨，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整个中国经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没有把中国经济出现这些问题的背景搞懂。我希望能够尽快做调整，因为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内保费用已经接近于军费了。中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与此连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我们国家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
很多人之前批评《劳动合同法》，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在强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待遇，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不利。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
所以，如果接下来劳动工资上涨，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这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
尽管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困难重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推进改革，可能困难更大。中国现在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